Lesson 4: 复兴与宣教 1789-1914

学生在学完本课时应该：

(1) 领会教会是如何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各地增长的。

(2) 明白平信徒和志愿者群体在十九世纪的福音派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3) 认识到由威廉·克里和戴德生所激发出的现代宣教哲学。

(4) 评估十九世纪宣教运动的长处和短处。

(5) 领会十九世纪复兴运动带来的果效。

我们在前面课程中泛泛的看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更正教传统。然而，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最后几课中主要关注福音派传统。我们会特别注意发生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宣教运动的迅速扩展。

1800年，基督教更正教是西方的信仰，只有1%的更正教基督徒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10%的更正教基督徒住在这些地方。如今，有大约67%的更正教基督徒住在那些从前被看作是“外国宣教工场”的国家里。

如今，更正教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下面这幅地图标示出从主后33年到现今的“基督教统计学中心点。[1]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这幅地图预示着2100年以前的基督教的发展脉络。1800年以前，基督教的统计学中心点是在欧洲，住在欧洲的基督徒比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督徒总数还要多。进入十九世纪，这个统计学中心点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如今，非洲是基督教世界的统计学中心点。

1900年，非洲人口的9%是基督徒；到2005年，非洲人口的46%是基督徒。1900年，亚洲人口的2%是基督徒，到2005年，亚洲人口的9%是基督徒。这一变化的根源是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我们将在第4课和第6课看一看基督教是如何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走向世界各处的。[2]

[1] “统计学中心点”，如果一个地理位置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基督徒人数相等，我们就说这是统计学中心点。

[2] 这些统计数据取自：
+ Todd M. Johnson（托德M.约翰逊），Christianity in Global Context: Trends and Statistics.（《从全球视野看基督教：趋势与统计》）
+ 基督教历史网站：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ory/issues/issue-36/why-did-1800s-explode-with-missions.html
+ Status of Global Mission（全球宣教现状）, 2014.

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达到顶峰。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地支撑着贸易和殖民化活动。到十九世纪末，英国统治着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十九世纪也是英国福音派改革的一个世纪。发生于十八世纪的福音大复兴看重重生、生命得转变、和委身服侍。这次大复兴延伸到十九世纪，就是福音派的改革。

十九世纪早期的循道会运动

卫斯理兄弟去世后，循道会运动继续在英国和美国扩展。在循道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有两位领导者脱颖而出，成为重要领导者，他们就是英国的亚当·克拉克和美洲的弗兰西斯·艾斯贝利。

亚当·克拉克1760年出生于北爱尔兰。他是在十九岁时在一位循道会传道人的带领下信主的。他二十二岁时开始讲道。

亚当·克拉克堪称是十九世纪早期最为聪敏的一个人，他是完全靠自学成才的。他至少自学了十门语言，写了洋洋六大卷的解经书籍。他写的解经书从初次出版至今已将近二百年了，但仍不失为很有价值的解经参考书。[1]

克拉克不只写了解经书，还出版了二十二本书，讲了五十多年的道，共做了二十四次循道会巡回讲道，兼任爱尔兰循道会会议和英国循道会会议主席。此外，他还为英国政府编辑报纸，达十年之久。阿伯丁大学为了嘉许他取得的学术成就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克拉克博士也是委身宣教的人。1818年，他遇到两位从锡兰[2]来到英国的佛教僧侣。他和这两位僧侣一起度过了两年的时间，最终为他们施洗，并差派他们回到锡兰传扬福音。

圣洁也是克拉克博士尽心宣讲的信息。他一直到1832年去世的时候还在宣讲说，内心“被上帝的一切富足所充满”是可能的。[3]

克拉朋联盟

在十九世纪之前，宗教活动大多都发生在传统教派的范围内，比如英国教会、浸信会、公理会或循道会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就有一些个体为了社会改良、属灵复兴或福音外展的目的联合起来，组成宗教社团，来引领变革。

在伦敦附近的克拉朋村就有这样一群上流社会的福音派信徒走到一起，形成后来所谓的“克拉朋联盟”。克拉朋联盟不是一个教派，甚至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一个由献身于在英国社会进行社会改良和属灵改良的基督徒群体组成的非正式社群。他们的属灵带领人就是英国教会的牧师约翰·维恩。普通成员包括印度总督、东印度公司的主席、还有最为著名的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

克拉朋联盟的成员创办了好几个组织。他们创办了教会宣教差会、圣经发行公会，还有旨在服侍穷人和改善监狱条件的一些社团。此外，他们极力反对奴隶制，这是他们带来的最大影响。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在大多数的基督教国家就已经被废止了。可在1562年，英国又恢复了奴隶贸易。到1770年，英国商船每年都会从西非运送出五万名奴隶。

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确信，上帝把他放在英国国会，就是要他来反对奴隶贸易的。从1789年开始，他发起了一系列反对奴隶贸易的行动，矢志不渝，达好几十年。克拉朋联盟出版文学作品，发表演说，让人们知道奴隶贸易的邪恶。

经过多年的努力，英国政府终于在1809年宣布奴隶贸易非法。随后，威伯福斯马上开始采取行动，反对奴隶制本身。1833年7月25日，英国教会通过了解放奴隶法案，要求在大英帝国释放所有奴隶，给他们以自由。四天以后，威伯福斯逝世。威伯福斯领导了这一场斗争，可克拉朋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加入进来。他们坚信，福音并不仅仅关乎“属灵的”事，也要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基督教的公正。

威廉·布斯和救世军

十九世纪早期，克拉朋联盟为了推动英国社会的改良在上流社会工作。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有一位循道会的牧师威廉·布斯（1829-1912）为了服侍社会上最穷苦的人开始在伦敦街头布道，向他们传福音。

威廉·布斯是在1864年开始这一项工作的。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间，他有将近1000名工作人员。他把这些志愿者按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称其为救世军，由他本人率领。一个新的志愿者组织在社会变革中再一次成为领导力量。我们会在下一课更深入地学习救世军所做的工作。

基督徒志愿者社团

克拉朋联盟和救世军让我们看到“志愿者社团”在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志愿者社团让来自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为着一个具体的需要协同合作。志愿者社团发起并支持宣教事工、圣经发行、监狱改革、救助穷人和废除奴隶制这些工作。

普通基督徒可满足社会需要，主日学运动是另一个实例。1780年，安立甘会的一位报纸出版商罗伯特·雷克斯开始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当时，英国没有国立教育体系。穷人家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由于孩子要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到工厂做工，雷克斯就在每个主日为这些孩子提供阅读课和宗教指导课。在雷克斯所在的城市里，犯罪率急剧下降。政府官员开始支持基督徒在其他城市推广主日学。到1830年，在英国各地共有125万孩子（英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上主日学。

马丁路德曾说，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来服侍上帝的，无论他们做什么职业。十九世纪的基督徒志愿者社团把这一原则付诸实施。平信徒通过这些组织走出来，在社会改良中成为领军人物。

[1] “被上帝充满是伟大的事；

被上帝的富足所充满则更伟大；

被上帝的一切富足所充满是万事中最伟大的。”

——亚当·克拉克

[2] 锡兰今称斯里兰卡。——译者注

[3] 弗3：19。

1800年，基督教更正教派大多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在耶稣颁布大使命十八个世纪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这也不是说在十九世纪之前从没有基督徒作过任何宣教努力。莫拉维亚宣教士就曾大力翻译圣经，同时为了让人能读懂圣经并培训本地牧者建立学校。

然而，此前的宣教工作规模很小，只不过是在“异教海洋中建起几个孤独的小岛”而已。[1] 十九世纪早期，改变教会宣教观的是威廉·克里。他的愿景是看到整个社会得到转变。此后，其他人效仿他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

1783年，威廉·克里受洗，加入英国浸信会。他当过学校校长，也牧养过一处教会。他曾读过约拿单·爱德华兹所著的《毕大卫传》，这本书记述了毕大卫努力向土著美洲人传福音的事迹。读了这本书之后，克里开始对宣教热心起来。[2]

那时，许多英国浸信会信徒坚持说没必要去宣教。上帝会拯救蒙拣选的人。至于未蒙上帝拣选的人，向他们讲道也没有用。在一次牧师会议上，威廉·克里提议说传扬福音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一位倍受尊敬的牧师回答说：“坐下吧，年轻人！上帝若想要让外邦人归信，他自会做到的，不需要你帮忙，也不需要我帮忙。”几年以后，克里出版了《质询基督徒到底有没有责任采用各样方法使外邦人归信耶稣？》一书，这本书呼吁基督徒去世界各地宣教。

克里不是看到普世宣教需要的第一个人。早在1784年，循道会带领人托马斯·考克就曾提交一份“关于本社团在外邦人中间设立宣教站的计划”。同年，安立甘会牧师约瑟·怀特在牛津大学从马可福音16：15讲起，讲到了“努力向印度的信奉穆罕默德和印度教的臣民传扬福音的责任”。

克里也不是唯一一位对宣教有热心的人。然而，他成功地转变了整个国家，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代人更为成功。克里明白，来自社会内部的变革才是真变革。他特别看重把圣经翻译成当地民族的语言，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只要它们与圣经原则不冲突就好），并且培训当地人成为牧师。

[1] Bruce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3rd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8), 374.

[2] “从上帝那里期待大事；

尝试为上帝做大事。”

——威廉·克里的座右铭

威廉·克里算不得是把福音带到印度的第一个人。依据教会的传统说法，使徒多马曾于主后52年在印度宣教。四世纪时，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也曾提到说在印度有一个基督徒的社区。

1705年，有两位德国敬虔派信徒巴多罗买·祁根巴和海因里希·普拉绍来到印度，他们是以更正教宣教士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他们把圣经翻译成泰米尔语和印度斯坦语。然而，在近现代史上，向印度宣教的最大行动却是由威廉·克里开创的。克里从1793年开始在印度服侍，一直到1834年他去世的时候。由于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反对在印度宣教，克里不得不定居在荷兰人控制区塞兰坡。

克里在印度共工作了四十一年，为印度宣教奠定了基础。克里和他的同工把圣经全本翻译成孟加拉语、梵文等四种语言。他们把圣经的部分章节翻译成二十四种其他语言。克里用孟加拉语谱写福音歌曲。他在亚洲创立了第一所学院（塞兰坡学院）来培训本地牧师，同时为来自各种姓的百姓提供通识教育。

威廉·克里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耶稣若是印度的主，那么印度会是什么样子？”克里带着这个异象转变了印度整个国家的文化。在克里的异象中，上帝的国就是社会的模型，他的这一异象带来的影响了远远超过了“属灵”的范围。基督信仰触及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

印度教教导说，自然界是“空幻的”，人应该回避空幻的自然界。克里反对这种教导。他相信自然界是慈爱的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他因此在印度出版印行了第一批科学课本。他为了改善农庄的生产力组织并推动了农业改革。

当时的印度人会为了“洁净麻风病人”把他们活活烧死。克里反对这种做法，他相信上帝爱麻风病人。他因此奔走呼号，呼吁人们善待麻风病人。

克里相信经济上的公正，他于是引入了储蓄银行，以对抗有些个人在借钱给人时收取高额利息的做法。他相信基督教得益于自由讨论，他于是创办了一份报纸。这是以东方语言印行的第一份报纸。

克里相信，所有人都是按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他与印度社会压迫妇女的行径作斗争。在十八世纪的印度，女孩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他就为女孩创办学校。此外，他还对抗多配偶制、杀女婴和烧死寡妇的陋习。这一切的陋习都有印度教的支持。他为了让烧死寡妇的陋习（萨蒂）在法律上被禁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成功。

威廉·克里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胸怀上帝国度的人会带来何等持久的影响！因着他的影响，更正教宣教与从前不在一样了。

十九世纪的其他宣教活动

在十九世纪，有成百上千位宣教士奔走于世界各地。信奉福音的更正教信徒第一次走在普世宣教的前沿。在十九世纪的头二十年里：

• 亨利·马廷来到印度（1805年）。
• 马礼逊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更正教宣教士（1807年）。
• 艾多奈拉姆·耶德逊来到缅甸，他是美国差派到海外的第一位宣教士（1812年）。
• 撒母耳·玛斯登带领一班宣教士来到新西兰（1814年）。
• 罗伯特·莫法特来到非洲（1816年）。

到十九世纪中期，乐观情绪加上宣教热情催生了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一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十九世纪是宣教的时代。

大卫·李文斯敦来到非洲腹地，敲开这片大陆的大门，让它接受福音。1859年，他在向剑桥大学的学生所做的演讲中说：“我回到非洲，是要为商业和基督教开辟道路。我所开创的工作，你们要尽力把它做下去。我把它交在你们手里。”他所说的这句话反映了十九世纪宣教运动的一个特点。

这也不是说，李文斯敦把宣教看成是为英国商人剥削非洲人开辟道路的手段。李文斯敦也像克里一样，他相信，福音应该转变社会的方方面面。李文斯敦认识到，做奴隶贸易在非洲是黑心商人致富的常见手法。他认为，非洲大陆如果向正常商业活动开放，不道德的奴隶贸易就会停止。

更正教宣教士不是英国商人手里的工具。实际上，英国公司通常反对宣教士。他们认为，他们若有损害原住民利益的行为，宣教士会捍卫原住民。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让威廉·克里住在加尔各答，并且把艾多奈拉姆·耶德逊驱逐出印度。有些现代历史学家指责十九世纪的宣教士是为了追求金钱。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些宣教士奔走于异国他乡，不是为了追求玛门，而是因着他们爱上帝。

……从那时到现在……

► 耶稣若是你国家的主，你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请讨论一下，你所在的社会在哪些实际领域可得福音的转变？

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是尼日利亚教会的一位英雄，他也是安立甘教会在非洲按立的第一位主教。克劳瑟出生于约鲁巴地区（今尼日利亚西部）。克劳瑟十几岁的时候被穆斯林奴隶贩子抓获，随后被卖给葡萄牙商人。[1]

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英国福音派信徒在塞拉利昂建立起一处殖民地，为的是安置得释放的奴隶。1822年，英国海军截获了葡萄牙商船，恰巧阿贾伊就在这艘船上。阿贾伊得解救后被带到塞拉利昂。阿贾伊归信耶稣后，在受洗时给自己取名撒母耳·克劳瑟。

1827年，英国教会宣教差会为了在非洲培训本土教会领袖建立了福拉湾学院，而克劳瑟就是这所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克劳瑟是一位很出色的语言学家，不久就被指派去其他村落做教导工作。1841年，他被送到英国进修。他在英国被按立，随后被差派回约鲁巴地区作宣教士。他在老家的村子里找到了失散二十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是他带信主的头两个人。

克劳瑟做出了两项有着持久影响的重大贡献。是他把圣经翻译成约鲁巴语，这是非洲本土人翻译的第一部译本。此外他还在努佩族和豪萨族人的地方建立起一些宣教站，这些宣教站都完全是由非洲人带领的。

1864年，亨利·韦恩（克拉朋联盟成员）为克劳瑟赢得了西非主教的职分。撒母耳·克劳瑟遂成为非洲本土的第一位教会领袖。可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伙来自英国的年轻宣教士却在暗地里破坏克劳瑟的工作，并且最终把他赶下了台。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这表明非洲本土的基督教是有潜力的。

[1]Image: "Bishop Samuel Ajayi Crowther", retrieved fro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ishop_Samuel_Ajayi_Crowther.png, public domain.

对十九世纪宣教运动的评价

那么，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有些宣教士对他们蒙召去宣教的国家所知甚少。他们的做法没什么果效，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许多宣教士看来，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是同义词。有些宣教士认为，中国人一旦信主，就该像英国人那样穿着打扮，像英国人那样吃饭，同时在西式建筑里敬拜主。

然而，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却也彰显了福音派的长处。从君士坦丁时代一直到罗马天主教向拉丁美洲宣教为止，基督教都是通过强迫手段来传播的。而福音派宣教运动却显明了，福音本身“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1]，也不强迫人归信。

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也显明了基督教界平信徒的力量。在十九世纪一开始的那几十年间，巴塞尔福音宣教差会、丹麦宣教差会、柏林宣教差会和巴黎宣教差会都是由平信徒组织的。

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也展现出，福音对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带来了何等深远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宣教士建立起的医院和学校一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地社区提供着服务。我们从这一场宣教运动看到，福音若得到合乎真理的解读，就一定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转变。  

[1] 罗1：16。

戴德生（1832–1905）不是把福音带到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波斯基督徒早在七世纪时就到过中国。罗马天主教徒利玛窦也曾在十七世纪向达官显贵传过道。

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更正教宣教士。到十九世纪中期，许多组织都向中国差派宣教士。但当时的满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去中国内地，宣教士只能在沿海地区宣教。十九世纪早期，在中国传福音或印行基督教书刊都是非法行为。满清政府也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语。

能流利说汉语的更正教信徒成为政府要员的翻译官，他们最终影响了满清政府的外事政策。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长老会宣教士丁韪良在条约中加入了允许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条款。就是这一条款为戴德生的内地会开了门。

戴德生的异象是向中国内地传福音。这就要求他采取全新的宣教策略。十九世纪的许多宣教士认为“基督教等于西方文化”，可戴德生却让人们看到，福音不应带有任何文化上的期待。他尊重中国传统，为中国人接受福音消除了隔阂。

在戴德生来到中国的第一年里，他和同工艾约瑟乘船沿黄浦江旅行，沿途发放圣经和福音册。不久，戴德生决定把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总部设在宁波。

戴德生意识到他的工作任务艰巨，他于是决定招募二十四名宣教士，这样，中国的每个省和蒙古都会有两位宣教士。戴德生在《中国的属灵需要和需求》一书中问道：“英国的所有基督徒就这样抱着手静静地坐在这里吗？在中国却有这成千上万的人因缺少知识而灭亡。……我们待在家里守着这一只羊，却完全不顾那九十九只行将灭亡的羊！”

在戴德生开始宣教的时候，中国各地共有九十九位更正教宣教士。到1905年戴德生去世的时候，单单中国内地会就有205处宣教站，八百四十九位位宣教士在其中工作。有十二万五千位中国基督徒与内地会的宣教工作相关。

戴德生为中国内地会提出了六点原则：

1. 在宣教中去除宗派色彩
2. 不保证宣教士一定有工资
3. 不做募集捐款的事（“凭信心宣教”）
4. 宣教工作由中国人来带领
5. 内地会向中国内地推进
6. 宣教士要穿中国服饰，在中国风格的建筑物中敬拜上帝

这些原则并不适用于每一家宣教机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戴德生所着意建立的是中国本土教会，而不是外国教会的翻版。恰是因为他遵循这些原则，中国内地会的影响存留下来，哪怕是在1951年共产主义革命驱赶出外国宣教士之后，它的影响仍在。

或许戴德生最伟大的创举就是他愿意把福音同西方文化习俗分离开。他认为，宣教士一定要“向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就些人。”[1] 戴德生一身中式打扮，身穿中式服装，身后还像满清人一样梳着辫子。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他愿意采纳中国人的行事为人标准，只要这些标准与基督教原则不抵触就行。

在中国的宣教工作连连遭遇挫折。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有136位宣教士、53位宣教士子女和将近50,000名中国基督徒惨遭屠杀。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有将近8,000名宣教士被迫逃离。1953年，中国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驱离了所有宣教士。然而，宣教士播撒下的种子继续成长。到了1980年代西方人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竟然有蒸蒸日上的家庭教会运动，而且中国的家庭教会热心传福音。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段伟大的复兴故事。

[1] 林前9：22.

我们在第3课曾学过美国的大复兴。在美国革命年间，这场大复兴的果效渐渐消逝了。战争岁月是艰苦的，启蒙主义思想在年轻人中间传播。于是美国社会的属灵光景退步了。到十八世纪末，有些学院根本就没有学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教会面临着极大挑战，而美国的西进运动又给教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在1792和1821年间，美国在原有的十三个殖民地之外，又增加了九个州。到1850年，美国有一半人口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美国的几大教派赶不上人口扩散的步伐。蛮荒地带的人对宗教不感兴趣。他们的精力都用来对付艰苦的拓荒生活了。他们若闲下来，也是去千方百计地找乐子，而不是去敬拜上帝。十八世纪末，美国有五百万人口，可竟然有三十万酒鬼。

美国在十八世纪末就是这般光景。根据罗德尼·斯塔克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大革命期间，只有17%的美国人是活跃的基督徒。然而，发生于十九世纪的一系列大复兴把这个年轻的国度带回到福音的怀抱。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50%的美国人是活跃的基督徒。

美国的循道会运动

在美国，弗兰西斯·艾斯贝利领导了循道会教会，一如卫斯理兄弟在英国领导了循道会运动。艾斯贝利于1745年出生在英国的斯塔福德郡。他十八岁时成为普通传道人，二十二岁时被约翰·卫斯理任命为巡回传道人。

1771年，约翰·卫斯理恳请志愿者去美国传道，艾斯贝利做出了回应。那一年，艾斯贝利二十六岁。在接下去的四十五年里，他一直住在美国。当革命爆发时，只有艾斯贝利和詹姆士·丹普斯特（James Dempster）这两位英国的循道会传道人留在美国。

艾斯贝利在美国共服侍了四十五年。他身体不好，总是患病。可即或如此，他还是四处巡回传道。他或骑马，或乘四轮马车，共旅行了30万英里，讲了一万六千场道。有些历史学家相信，弗兰西斯·艾斯贝利的那张脸在美国可谓是尽人皆知——认识他的人或许比认识乔治·华盛顿的人更多。他太出名了，乃至若有人想给他写信，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美利坚合众国，艾斯贝利主教”，他就能收到信。

艾斯贝利初到费城时，在美国的所有殖民地共有600名循道会信徒。等到他去世时，美国共有20万名循道会信徒，4000名循道会传道人。

艾斯贝利极为热心地传福音。十八世纪时，美国人大多住在城市外面，几乎无法去教会。艾斯贝利就开始把分布在乡间的教会组织成教区，同时指派巡回传道人在每个教区内的各个教会巡回讲道。这些巡回传道人把福音带到了西部前线，那时，那片蛮荒之地还没有别的教会。

艾斯贝利也极为热心地推动福音的社会影响力。他创办了主日学，为的是让穷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他与奴隶制作斗争，在前沿地带的居民中间抗击酗酒的不良影响。这位传道人没有受过教育，却献上毕生精力传扬福音。循道会在美国落地生根，要归功于艾斯贝利。

第二次大觉醒

1790年代早期，因着一场祈求属灵觉醒的“祷告音乐会”，在美国各处颇呈现出一种复兴的气象。东部教会开始经历复兴，随后在几所主要学院的校园里也发生了复兴。

复兴之火从东部一直燃烧到西部的前沿地带。这一场复兴所触及的大多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大众，他们倒颇似布里斯托尔的煤矿工人。但布里斯托尔的煤矿工人听的是在牛津大学受教的卫斯理兄弟，可在这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复兴中，讲道者却是未受过教育的、粗浅的前线传道人。在第二次大觉醒中，没几位传道人堪称“名人”。这次复兴是由本地牧者引领的。

长老会牧师詹姆士·麦克格莱迪是首先在西部传讲复兴信息的一位牧师。他讲道时言辞犀利，因而被逐出北卡罗来纳，随后，他在肯塔基住了下来。1800年，他在肯塔基州加斯帕尔河举办了一场“营会”，有人竟然赶了一百英里的路来参加。

随后在1801年，有两万多人（当时肯塔基州人口的十分之一）来参加在肯塔基州甘蔗岭举办的一场营会。由于会场大厅容不下这么多人，就有人在户外搭建了几处讲台。有五位传道人同时向不同的人群布道。

第二次大觉醒带来的果效包括如下这五点：[1]

1. 有许多所学院得到复兴。
2. 福音派的各个宗派增加了成千上万的新会员。
3. 主日学和周间的祷告会变得很常见。
4. 有一些专门培训牧师的新学院和神学院成立。
5. 美国教会也开始像英国一样渐渐重视宣教。

这一场复兴在广泛的社会上也带来许多持久的果效。十九世纪，美国福音派信徒为了发行圣经建立起美国圣经公会，他们为了抵制酗酒建立起美国戒酒联合会，他们为了在西部前沿传福音建立起本土宣教会。此外,他们还为了改善监狱条件和照看残障人士建立起其他公会。

在十九世纪，有一些牧者倡导圣洁的教义，比如查尔斯·芬尼、亚萨·玛罕和菲比·帕尔默等人。他们相信圣灵不但可以让人胜过个人生命当中的罪，也能胜过社会上的罪。这些人试图通过福音的大能来改良美国社会。

此后的福音运动

第二次大觉醒发生之后没几年，查尔斯G.芬尼（1792 – 1875）就开始在纽约州布道。1830年，纽约州罗切斯特有将近一千人归信基督。美国的其他州也相继发生了复兴，共有将近十万人归信。

芬尼被按立为牧师时本属长老会，但他不接受加尔文宗的有限救赎教义。他在讲道时说，保持纯洁的心是可能的，过那种不故意犯罪的生活也是可能的。除了努力传道，芬尼还写了一部系统神学，同时兼任欧柏林学院院长。[2]

1858到1859年间，有一场平信徒复兴席卷了全国。这次复兴发轫于加拿大，领导者是一些午餐时间聚首祷告的商人。在这两年间，在美国就有大约一百万人归信，其中有十万是奴隶。复兴从美国传到英伦诸岛，在英国又有一百万人宣布信仰基督。

美国内战之后，D.L.穆迪和他的助手艾尔拉·桑齐开始在美国的大都市发起传福音的运动。由于都市生活把人们同本地教会的联系割裂开来，穆迪就把福音带到这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内。这一点倒颇似当年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在布里斯托尔的做法。穆迪去了一次伦敦，他一路上共向二百五十多万人讲过道。

从1905到1910年，在煤矿工人埃文·罗伯茨的牧养下，威尔士也发生了一次复兴，即威尔士大复兴，这场复兴旋即扩散到世界各地。在美国，也有复兴发生在贝勒大学和艾斯贝利学院。在印度尼西亚，持续达七年之久的“大悔改”使得二十万人归信基督。在印度，由“祷告的海德”主领的祷告会带来大量人士归信。在朝鲜，有人为复兴祷告了好几个星期，随后,“朝鲜的五旬节”发生了，那一年是1907年。瑞斯·豪威尔斯创立了“南威尔士圣经学院”，这所学院向非洲各地差派了工人。在拉丁美洲，福音派教会在1903年有132,000名会员，到1910年，就增加到369,000名，增加了两倍。[3]

[1] 这些内容取自Howard F. Vos（霍华德F.沃斯）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Church History （《教会史导论》）(Chicago: Moody Press, 1984), 138-139.

[2] “许多人似乎有这样一种印象：恩典若不能救他们脱离罪，它也会赦免在罪中的他们。……恩典若没有救他们脱离罪，他们也不要指望被救离地狱。”

——查尔斯G.芬尼

[3] “所有真正复兴的有效肇因都是圣灵那赐人生命、给人带来更新和满足的大能——让硬心肠的罪人归信，让退步的信徒再度回到基督面前。”

——语出J.威尔伯·查普曼，略有改编

如今，有许多学者批评十九世纪的复兴和宣教运动是天真的、是被误导的。有成千上万页的印刷文字专以批评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为“文化帝国主义”为主题。

那么，这些宣教运动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它们都是由容易犯错的人领导的。这些运动是不是没能处理好某些社会问题？是的，它们都有盲点。然而，宣教运动却为上帝的国做出了极大贡献。由成百上千的宣教士为传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结果，十九世纪末的普世教会比世纪之初要强大许多。

就宣教士带来的属灵影响而言，有好几百万的人因为十九世纪宣教士的辛勤劳作而听闻了福音。在1800年和1900年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宣告信仰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一倍，圣经译本从五十种增加到二百五十种，宣教机构的数量从七家增加到一百家。

就宣教士带来的现世影响而言，全球的许多国家都曾得益于宣教士的社会影响力。罗伯特·伍德贝利在他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非西方国家中，更正教宣教士对稳固民主制的兴起带来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任何政治因素。伍德贝利发现，“一个国家在1923年的人均拥有的更正教宣教士数值越高，这个国家现今形成稳固的民主政体的概率就越大。”[1]

福音的大能在继续转变着个人、社区和国家。那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那传好信息的人则不是。

[1] Robert D. Woodberry,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2 May 2012.

克里，威廉（1761–1834）：英国浸信会宣教先驱，引发了更正教宣教运动，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

克劳瑟，塞缪尔·阿贾伊（1806–1891）：被按立为圣公会主教的第一位非洲人。

牛顿，约翰（1725–1807）：年轻时曾从事奴隶贸易，归信后任英国福音派教会的牧师、圣诗作者，曾协助威伯福斯等人从事废奴运动。

泰勒·哈德逊（戴德生）（1832–1905）：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是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先驱人物。

威伯福斯，威廉（1759–1833）：英国慈善家，国会议员，曾为废除奴隶贸易法案不懈努力，达三十年之久。该法案终于在1833年通过。

(1) 参加考试，考试也要包括“教会历史重大事件”的事件和时间（1789–1914）。

(2) 从下列基督教领袖人物中选出一位，为他写一份小传：塞姆尔·阿贾伊·克劳瑟、查尔斯·芬尼、或D.L.穆迪。小传应包含如下四部分内容：

• 生平简介：生活年代、所居何处、何时去世、在哪里去世。
• 事件：在他的一生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有哪些？
• 影响：他给基督教会带来了什么持久的影响？
• 应用：现今教会可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给出一个即可。

你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式之一来提交这份小传：

• 向课室带领人提交一份两页的书面作业。
• 向全班同学做3到5分钟的口头陈述。

(1)  _____________________是致力于在英国做社会改良和属灵改良的英国上流社会福音派社群。

(2) ______________是英国废奴运动的带领人，也是国会议员。

(3) ________________是救世军的创始人。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循道会教会带领人。

(5) ___________________是“现代宣教之父”。

(6) _________________是被按立为圣公会主教的第一位非洲人。

(7) _________________第一位到中国宣教的更正教宣教士。

(8) 在1790和1840年间发生在美国前沿地带的那一场复兴被称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上一个问题带来了五点果效，请列出其中两点。